正文 041章 不能动,更不能乱动
041章不能动,更不能乱动
“许老师喜欢喝香槟?”看着许老师有些兴奋的笑容,杨夏微微叹了口气。
喝香槟,是因为这家国营二食堂里,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白酒,有瓶装酒和散酒两种,自己还未成年,肯定不能喝;红酒,很对不起,虽然这个时代有红酒卖,但在这家食堂里却没有;啤酒,对不起,这个时代的乡镇上,绝对没有,就是县城里,也很难说有。然后,就剩下一些譬如毛梨酒这类的果酒,以及酒味更淡的香槟了。
“小时候,父亲生日,家中宾客很多,大人们喝白酒,我们小孩就喝香槟,但每人限量一小杯,不能多喝。”许怀丽回忆道。
“我在哪本小说中看到,西方人有什么喜事时,大多开香槟庆祝。”杨夏只是顺着说了一句。家中宾客很多,有好多?杨夏很想打听一下,但没敢问出口。
“来,杨夏,干杯,谢谢你啊。”可是,许怀丽却没有接着香槟的话说下去,待菜来了后,许怀丽竟然主动端杯,让杨夏也颇为惊奇。
“许老师,新年快乐!”
因为是冬天,而杨夏点的两个主菜更适合趁热吃,因此,两人在碰了杯之后,就开始频频开动,直到两份主菜吃得差不多了,节奏才慢下来。
“许老师,我看你用餐时,很淑女呢。”杨夏找了一个由头说道,当然,这也是他暗中观察的结果。重生之后,或许与修炼[大光明诀]有关吧,杨夏的感觉愈来愈灵敏了。
“你年龄小小的,知道啥淑女?”许怀丽丢了一个卫生眼给杨夏。
“哎,一种感觉罢了。”杨夏突然发现,这话他不太适合继续阐述下去,一来年龄差别大,二来两人身份不同,再有,这个时代还不允许男女之间开过份的玩笑。
“杨夏,你的理想是什么?”许怀丽也换了个话题。
“考大学。”杨夏想也没想,就冲出了三个字。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发挥,实话实说就好。
“哪一所大学?”
“上京大学。”
“怎么不考虑清木?”
“我准备上文科,而上京的文科要强一些。”
“文科?哦,是了,你是作家呢。”
“那个,其实算不了什么。”杨夏同样实话实说,作家,不是杨夏的理想。杨夏选择文科,说到底是重生者的通病,不想在学校里面多呆,文科,有一个本科文凭就足够了,如果想做学问,完全可以自学自己研究,但理科却不行,离开了实验室,除数学外的其他理工科什么也做不出来。
“大学毕业,想做什么工作?”
“想做什么工作,可能由不得我们选择吧?”杨夏说的是这时大学生毕业均由国家“包分配”的情况,除非家庭颇有权势,否则个人的命运早就由组织决定了。
“你只是想一想,而我也只是听一听罢了。”许怀丽坚持道。
“如果只是想一想的话,我最想做的工作是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饶是许怀丽见多识广,也没听过这种职业。
“即没有固定单位的工作,这种职业,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但是,今天早晨的广播里不是说了么,华夏要与‘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这么说起来,这自由职业者以后也会有的。”杨夏只能如此解释道。
“谢谢你,杨夏,老师今天很高兴。”大约下午一点过,两人的饭局终于结束。
“许老师,不客气,一顿饭而已,再说,这赤泉镇也没什么好吃的。”杨夏也颇为高兴地说道。
杨夏颇为高兴,是因为他与许怀丽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如果将这关系前后进行一番比较,那此时两人就是纯粹的师生关系,而这次饭局后,便多少有了些私人关系,或私人友谊在内。至于更多的内容,杨夏没有想。即便是想,也没有用。
回到学校,杨夏终于找到了向军方写报告的感觉,那就是此前的构思是不对的,杨夏一直想以逻辑的或官方公文的格式向军方反映自己的意见,那其实正是杨夏感觉到有些别扭的原因。
杨夏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一个少年人的心态来处理这件事,哪怕在报告中可以浮想联翩,可以见多识广,但语气却只能童声童气,在一片清新而童真的语言中,将想要说的问题说清楚。
一个外行看到这个报告,最多以为杨夏是忧国忧民罢了,而只有懂军事的专家看到之后,才有可能引起重视。
而这个感觉,则与许怀丽很有关系。因为许怀丽是“成人”,杨夏是“学生”或“未成年人”,这就决定了两人在交往时的态度与礼仪,否则,就是逾礼。所以,杨夏在与许老师的谈话中,哪怕内心里花得不行,但语言上态度上却一直谨守着本份。
假如,杨夏要谈一个许老师他们成人的问题,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显然,装萌是最好的态度与方式,站在自己的少年人的角度,向许老师“请教”和“汇报”,想必许老师也不会怪自己什么。
而军方和官方,自然是“成人”、“大人”,而杨夏自己同样是“少年学生”;将态度降低一点,并以请教的口气,或者再加一点担心的口气,只要军方专业人士看到,就很容易受到启发。
如自己的报告只是到达外行手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也只能怪华夏军人的命不好,而不能由此责怪杨夏。
当然,以这样的态度写的报告,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尽可能地隐藏杨夏成人的灵魂。
而思考到这儿的杨夏,也感到非常庆幸。因为此前他发表的诗歌以及散文,更多的只涉及到审美,而不涉及复杂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也即没暴露他的成人思维模式。
在晚饭前,杨夏对自己就有了一个新的约束,那就是遇事要多想想自己的年龄,多想想这个时代,不可轻易决定,不可轻易表态。
或许有人认为,杨夏此举也太谨小慎微了吧,只要你不说,谁知道你是重生者啊?
杨夏当然不会说自己是重生者,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你不说就万事大吉了。人活在世人,必须衣食住行,必须物质利益,因此必然与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譬如杨夏此时每个月四五笔稿费,收入两三百元,你以为别人不动心?只是,易得龙也好,张勇也好,包括彭卫红在内的大哥大姐类人物,都在杨夏手上吃了亏,而且是吃了大亏,这才暂时止住了别人的行动罢了。
或许,还有人认为,作为一个重生者,这杨夏也活得太不精彩啦,除了上学读书和写作,还是上学读书和写作,难道没其他事儿可做,譬如娱乐什么的?
没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不知这个时代的恐怖。
首先,杨夏的行踪是被固定了的,即蔡家湾、赤泉镇、赤泉中学这三个地方可以随便去,或去别的公社也行,那得有人接待你;但杨夏想去县城就不行,因为此时一个农民想要进县城,必须得有大队出具的进城“证明”才可能写得到旅馆,否则,就只有露宿街头。如果没有必须的理由,普通农民一辈子也不要想进一次县城。
杨夏是学生,应该能去县城吧?对不起,杨夏也不能,因为这个时代的学校,还没有发学生证,也即杨夏离开了赤泉区范围,什么也不是。当然,以杨夏同校长和老师的良好关系,想要请学校开一个身份证明,也是很容易的。可是,杨夏去县城干嘛呢?这个时代的县城,除了县百货公司的商品看起来要丰富一些,其他的与乡场相比,没什么不同。
当然,县城里有公园,有电影院,不过,见惯了后世发达景象的杨夏,怎么可能对此时的小公园感兴趣呢?
大集体时代,所有人都被固定在一个很小的环境里,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学生被固定在学校里,城里人被固定在工厂或单位里,待业青年被固定在街道或小区里,如果离开了原来的区域,就会被称为“流民”,将受到政府的“遣返”。
杨夏如果不读高中,平时想要上一趟赤泉镇,得向生产队长请假;如果想进县城,就得向大队长请假开证明了;如果要出远门,譬如出县出省,就得到公社出具手续。
千万不要以为像后世那样,请假一请就准。
如果你在生产队表现很差,不爱劳动,生产队长一个月里最多允许你上一次场镇;如果想进县城,对不起,你什么理由,有亲戚在县城?有家人在县城?没,我只是想去购物呢……购物?你购什么物,你有多少钱?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在公社买?说不出个正当理由,就不要想出门。
至于离开/县域,除非是上面的任务,譬如搞水利大会战,或其他政治任务,否则,农民根本没任何理由离开/县境。去省城看病?不可能,省里的大医院怎么可能收治一个农民?即便有钱,也不行,因为在大医院看病是要讲级别的。
有亲戚在省城,亲戚叫我去省城过春节?好吧,你说说,你家什么亲戚,在省城是干什么的,他请你去,有什么证据?这时,即便是你最私密的信件,也得交给大队和公社的领导“审查”,否则,你根本就出不了门。
惟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华夏农民才获得了数千年来想也不敢想的自在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