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两妻并嫡

    最后李国助只能咬牙说道：“我妹子若是英勇，建阳你也不许软弱，否则不光弟兄没得做，我还得跟你过不去，你介时看我说的作准不作准！”

    王文龙只能点头道：“了解。”

    王文龙也知道自己其实在感情上很懦弱，他想要李国仙，也想要沈宜修，最好一双两好，却偏偏没那胆子把自己这龌龊心思说出来，沈家李家他都得罪不起。

    心中自以为把这事情给李国仙决定是尊重她，其实还是在逃避。

    其余送行众人并不知道这一幕插曲，看着李国柱和王文龙说话之后还一起摇手送王文龙离开。

    王文龙心中有鬼，等到小船走远，他忍不住问徐光启说道：“子先兄可知本朝有平妻一说？”

    徐光启摇头：“听说过倒没见过。”

    王文龙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我在泉州听有商人是娶了平妻的。”

    徐光启理解了一会儿，摇头笑道：“商人有说平妻的，其实不过是在外头娶一房妾室不叫家中主母相见，将那妾室在外人面前也‘妻子妻子’的称呼而已，其实还是妾。”

    徐光启思索一番又说道：“在古书上倒有听过两妻并嫡的，比如三国时贾充有左右二夫人，西晋安丰太守娶二妻多妾……不过这都是礼崩乐坏之事。”

    徐光启一脸正直的评价：“妻就是妻妾就是妾，哪有什么两妻并举的，多半是得罪不了两家背景，或是欺骗了两家女子，不知如何了账，于是干脆乱了礼法，此等人物色胆包天，该为吾辈文人所不耻！”

    王文龙老脸一红，心虚徐光启是不是暗戳戳在嘲讽他，看了半天见徐光启神色如常这才放心。

    幸亏船舱里采光不好，这货的心虚也没被徐光启看出来。

    王文龙总算听懂，按徐光启所说平妻这种事情此时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发生几率非常小。

    这年代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平妻的抵触并不来源于什么妇女权利，而是觉得平妻破坏了儒家传统的家族结构。男主外，女主内，这年代的人觉得内宅之中也只能有一个女主人，如果有一堆妻子，那么家庭将乱成什么模样？

    如果真想要多娶女人，纳妾就好了，何必多娶妻子？

    当然想要不被人背后说小话的两妻并嫡也是可以的，徐光启就举了一个例子：如果王文龙在家中有一个正妻，进京赶考，考中状元，然后被皇帝再指婚。

    被指婚的那个妻子肯定是正妻，但是出于礼法，家中的正妻也不能偏废，那就理所应当的有两妻并嫡了。

    这故事的美妙程度大概只能在戏曲里听到。

    而若非如此，现实中说什么平妻，其实就是看女方能否相信他王文龙的人品，信他能把几个妻子平等对待，即使年老分家之时，也没有轻重之分。

    这比结婚不扯证严重多了。

    王文龙蛮有负罪感，不知怎么办，干脆借着船篷一盏油灯的微光埋头干活，将其余事情抛在脑后。

    他开始写作《国富论》。

    王文龙最终决定按照《国富论》原作者亚当斯密一样，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讲述内容。

    在这大半个月时间里，王文龙已经在脑海中把《国富论》翻了好几遍，越看越是能体会到亚当斯密写作此书时心思的机巧。

    《国富论》以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开始，讲到增加劳动效率的分工，再从分工讲到交换，从交换讲到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从货币讲到商品的价格组成，从价格组成讲到工资、地租和利润，一步一步将经济的运行过程做了系统描述。

    也只有这种写法最为科学。

    因为《国富论》涉及的面太广了，每一步都有经济学概念的引入，找一个抓手一步一步层层推进是对读者最友好的编排方式。

    当然也可以换成其他方法，比如跟后世的经济学教材一样，分章分段，每一段开篇先给一个经济学名词，后面跟着一大堆解释，然后再是实际范例，这样也能说清楚，但这种东西哪怕是后世人读了都会头晕眼，阅读有好度，远远没有亚当斯密的原本来的强。

    更重要的是这样条分缕析地推进，可以很明确的展现出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逻辑性，严密的逻辑与科学辩证法正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和古典哲学的主要分水岭。

    这年头也有许多哲学书籍，每种书籍都有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方法，但是这些书籍对世界的解释都是先提出一个概念，然后把自然现象硬往上面套，而近现代社会科学，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过程调换过来，先从自然现象中分析出理论，然后再用理论去做假设，通过假设进行实验，看实验结果与理论是否符合。

    就和《天演论》提出的精髓一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王文龙知道，如果他在写《国富论》时把原书的这一逻辑精髓给丢掉，那么这本书的震撼力将会大打折扣。

    《国富论》原版的全书有五十多万字，但是亚当斯密的原文扯了大量内容，还絮絮叨叨的介绍此时的工业革命景象，如果只为了讲述经济学不少东西都是可以删掉的。

    王文龙对比着脑海中几个版本的《国富论》，最终写出来的篇幅大约能缩减到四十万字，跟儒林外史的字数差不多。

    而且缩减了篇幅之后，也可以让他少查一点资料。

    王文龙渐渐进入了创作状态，将脑海中的各种资料与《国富论》相对比，反复斟酌，务必使得这本书读起来逻辑严密，同时对于经济学概念的展示能够尽量的通俗易懂。

    徐光启放下书本时见王文龙在一张纸上反复涂写，整理着文字，不禁好奇询问：“建阳又在写书？”

    王文龙点头说道：“前几日整理的资料已经足够，正要动笔写那通商之书了。”

    徐光启笑着道：“写完之后能否给我看看原稿？”他也知道王文龙查了十几天的资料，颇为惊讶与王文龙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不过只以为王文龙要写的是《福建商志》这种描述通商情况的地志书籍。

    见王文龙点点头，徐光启便一脸期待的继续阅读他的数学笔记，两人互不打扰，船舱中只回荡着翻书声、写字声，还有艄公摇橹的吱呀响声。

    就在王文龙在船舱中奋笔疾书、改编着《国富论》的时候，在苏州的袁无涯确正积极关注着市面上的子学籍售卖情况。

    此时的书坊最为热销的书籍是小说，次之则是程文墨卷，古文和经史杂说的销售情况只能说得上平平。

    但是但凡有点档次的书坊又必须要有这种书籍才能撑得起门面。

    袁无涯的书种堂今年刊行的子学书籍真正卖的火爆的只有一部《葡萄牙国史》，但这本书又和其他子学书籍不一样，只是在介绍历史之余夹杂了些许议论，并没有明确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地位卡在了史书和讲史演义中间，说白了，不够艰深，不够高大上。

    袁无涯本来联系好了麻城那边打算出版李贽的新文集，却没想到冯应京把李贽给赶走，接着湖北又出了税监之乱，这时刊行李贽的文集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袁无涯还是讲义气的，他在心中也认同李贽的部分主张，甚至为了表现自己的支持虽然没有发书但却已经把稿费先送到了河南李贽处。

    但是出于现实考虑，他只能把李贽的文稿暂且压下，等待事情有了转机之后再行刊印。

    现在市面上最知名的思想家就是顾宪成、高攀龙和李贽。

    其中高攀龙和顾宪成都是东林党大佬，由此就知道东林党的基础有多深厚。

    高、顾二人在东林讲学，天下仰望，许多人都想买到他们的著作学习观看。两人都有合作书商，是高来高往的名士，根本不是些许金钱利益可以动心的。

    李贽的书印不了，袁无涯想要印高攀龙和顾宪成的书又约不到，虽然《葡萄牙国史》卖的好，但总是心中觉得有些不足。

    自从阳明心学提出至今已经快八十年了，心学在士大夫之间早就不被看成一种怪异学问，而是被当作此时儒家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高、顾三个人的思想基本都杂揉了心学和理学的部分，李贽已经是上一辈的人，他的思想来自发扬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三大宗师也就剩他一个，如今也已七十多岁，渐渐进入老神仙的状态。

    而高攀龙和顾宪成倒是还年轻，都杂糅理学心学，但是比较偏向于理学一派，同时推崇朱熹和王阳明。

    其实这些人的思想在这时分成诸多学派，看起来非常复杂，但是在王文龙的后世简单哲学教材里，都可以套上一句：唯心主义。

    理学认为天下的本质是天理，一切事物都是因为天理而出现的，由此生出一大堆指导人类生产生活的规则，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心学也认为天下的本质是天理，但这个天理不在死板的君臣父子而是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人的良知啥的就是天理，一切的事物都是由人的良知所存的天理出现的，由此又生出一大堆知道人类生产生活的规则。

    但伱要多问一句：为什么天下的本质是天理？这些理论都只能给你循环论证。

    而王文龙的所有作品却都透着另一个思路：天下的本质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观察到了一些现象，总结出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重复可实践。

    所有理论都不是我坐那儿想出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至于这天下的本质是天理、是佛爷、是三清，还是耶稣基督，都无所谓，反正我这条理论就是真实可行。

    ……

    这种朴实但有效的思想在王文龙过去的作品中只是隐约的体现出来，但是到了《国富论》之中则是根本掩盖不住的大量出现，估计等《国富论》写完就会让这时的人体会到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强大，定然引起轰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