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邓城县令叫蒲尚，来自洋州，运用杠杆原理发明园林剪。

    朱铭把他推荐给宋徽宗，这位老兄被留在艮岳，在一群园丁当中做管事，属于没有品阶的官员（不是吏员）。

    做得不开心，便辞职不干了。

    朱家父子起兵之后，蒲尚犹豫了两三个月，直至朱铭带兵去打蜀中，他才跑到朱国祥那里求官。

    蒲尚跟着朱铭和魏泰进城，边走边介绍：“邓城县只在最西北边，有三个垦荒村落，约安置一千二百个流民。今年风调雨顺，第二季豆子正在收割。在下亲往垦荒村看过，日子过得都还不错，已经不用官府再借粮充饥。”

    朱铭点头说：“邓城县的垦荒村，我到襄阳之前，就四处探访过了，你做得着实没什么遗漏。”

    得到大元帅的夸奖，蒲尚非常高兴，又说道：“邓城虽属望县，但特产只有精品黄米。县内又种水稻、麦子和桑麻，桑麻种得尤其多，在下欲造一种水转大纺车，利用汉江水力来纺麻。可为大元帅的军队，大量且快速的提供麻布。”

    既是纺车，自然只能纺纱，织成麻布还得靠人工。

    朱铭赞许道：“我记得你发明过园林剪，洋州的桑剪和茶剪，便是根据你那剪刀改的，如今已在四川各州县传开。若是再造出水力纺车，必能造福于万民，道用之学便得小成。到时候，至少官升一级！”

    “大元帅竟还记得俺的剪刀，”蒲尚欣喜道，“那只是小物件，比水转大纺车简单多了。”

    朱铭问道：“我记得当时许多士子来大明村拜访，还有个发明旱罗盘的叫……”

    “叫杨昌言，”蒲尚说道，“他带着自己的罗盘，奉昏君之命随船出海寻仙去了。改进馏器做花露（香水）的文正同，却没有回汉中做官，去了洛阳开设花露作坊。”

    跟在后面的石元公，立即上前耳语：“文正同的花露坊，是洛阳联络站，负责衔接东京和关中的细作活动。”

    朱铭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

    石元公现在已经摆正态度，他明白自己能力欠缺，干脆认认真真搞谍报，不再去掺和别的事情。

    蒲尚继续说：“当初结伴到大明村拜访的士子，还有一人名叫容逊。他如今在做比阳（泌阳)县令，辖区内接收了六千多流民。在引导流民垦荒时，容县令把踏犁从直柄改为曲柄，获得经略相公的大力赞赏，勒令以后造两种踏犁来垦荒，地方官员根据实情自行选择。”

    踏犁是广西少数民族的农具，在北宋中期引进到中原用于山区或耕牛不足的地区。

    效率只有耕牛的几分之一，但特别适合在山区犁地，以及杂石较多的土地开荒。

    “曲柄耕地更快吗？”朱铭记得大明村开荒，用的就是直柄踏犁，自家老爹咋就没改为曲柄？

    蒲尚解释说：“两者各有优劣。直柄踏犁，刺土时更省力，容易翻开坚硬泥土。不但可以犁地和开荒，还能用来挖掘葛根、山药等物。但翻土的时候，弯腰幅度大，耕作久了腰酸背痛。而曲柄踏犁刚好相反，刺土时更困难，不易翻开坚硬泥土。但弯腰幅度较小，耕作者没那么累，如果长久大量开荒，速度反而比直柄更快。”

    朱铭听明白了，大明村全是山区且硬土较多，垦荒面积又不怎么大，所以朱院长才使用直柄踏犁。

    而南襄盆地这边，土地没那么硬，还须大面积开荒，采用曲柄踏犁更适合。

    当然，如果耕牛足够的话，什么柄的踏犁都用不着，使用耕牛开荒才是最快的。（山区除外）。

    比阳县令容逊发明曲柄踏犁，可以大大提升开荒速度，目前已被朱国祥连升两级。但依旧在做比阳县令，只是品级提升了，等有更高级的官缺再调任。

    魏泰在旁边说：“邓城县的踏犁，蒲县令已让工匠改为曲柄。我亲眼去见了，对农民有好处，劳作久了也不会累出腰病。”

    朱铭突然问道：“明年初要恢复襄阳府学，不知老先生可愿前往坐镇？”

    “教伱的那些东西？”魏泰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开口反问。

    朱铭笑道：“我的学问，老先生若是认可，自然可以亲授。若是不认可，让别的学究授课便是。”

    “容老朽想想。”魏泰说道。

    魏泰毕竟是跟王安石兄弟、曾布兄弟、米芾等人来往的老一辈，他去襄阳府学做校长就算啥都不干也足够了。

    自从朱家父子起兵以来，地盘内部的官方学校就废了。

    既没有科举，又不能升学，哪个学生还愿意留下来读书？而且，校长和老师都是大宋官员，能跑的早就已经逃之夭夭。

    父子俩有太多事情要处理，办学反而是最不着急的。

    主要还是没想到，到底该怎样办理官学。

    王安石和蔡京的三舍法，已经跟现代升学制度非常近似。但财政开支太大了，除了外舍生得出钱，其他学生全部免费，还特么要提供伙食。

    就算要这样搞，也只能小规模搞，明清两代便是如此。

    可小规模搞起来，等于失去其意义，成为一种彰显文教的象征。

    父子俩讨论的结果，竟然跟蔡京罢相前的最终改革一模一样！

    即消减官学规模，保留升学制度，官学生可以参加科举。太学毕业生，能够获赐进士出身，但要减少每年的毕业名额——正常情况，每年太学毕业十到十五人，必须减少到十人以下。

    同时，小学、县学不再费用全免，用自费生的学费来养官费生。

    蔡京在改革后期也是这么做的，外舍生全都得交学费，而且人数比例超过70%。一旦升到内舍，立即学费和住宿费全免。至于更高级的上舍生，占比大约为5%。

    这是一种畸形的升学制度，就拿小学举例，一共有五个年级。一二年级需要交学费，占比70%；三四五年级不交学费，占比30%。不说毕业了，升年级都困难，大部分属于留级生。

    而从小学升入县学、州学、太学，每次升学不光要比成绩，还要比学生家里的人脉关系。

    漏洞太多，父子俩需要补齐。

    首先是严格升级升学考试，减少作弊现象和裙带关系。蔡京也是这样做的，但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他的党羽，带头破坏他的规矩。太学的徇私舞弊现象，甚至一度惊动宋徽宗，一口气贬了五个蔡党核心成员。

    其次是通过正常科举，给那些无法毕业的官学生一条出路。蔡京同样这么做了，刚开始改革就被罢相。

    朱家父子跟蔡京不同的是，偏远州县的官方学校，他们也会予以保留，只不过学生人数更少而已。蔡京为了省经费却是一刀切，对偏远州县不管不顾，直接将那些学校废除。

    那么，每年只能毕业几人，并获得进士身份的太学，以及其配套的小学、县学和州学，办来又有什么用处呢？

    当然是为了掌控教育方向，发放标准的各科教材。

    同时，皇帝和州县官员，通过官方学校，可以控制引导舆论风气。

    一旦占领新的领土，立即可以调派师资力量，前往那些蛮夷之地进行教化。

    父子俩还决定搞一种太学肄业生，即无法毕业的太学生内舍上等及以上学生，可以申请肄业，并派往地方做老师。一边做老师，一边还能继续考科举。

    为了不影响教学，老师在教职所在地参加考试，由一省主官亲自监考。并且，每个府每届科举，只有一个老师的举人名额。

    科举制度，会采用明清两朝的形式，但待遇则跟宋朝一样。

    即举人没有特殊优待但不必重复再考。

    这势必会造成应考举人越来越多，因此父子俩又予以修改，连续三届考不上进士的举人，必须重新回去从举人考起。这等于逼着举人放弃科举，三届考不过，九年就过去了，再加上他们之前考举人的时间，极有可能已经超过四十岁。

    同样的，秀才连续三届考不上举人，须得回炉重造去考秀才。

    举人和秀才，虽然没有优待，但这个身份就已能获得社会地位。

    朱铭来到县衙，跟县令和魏泰单独讲解新规则。

    “今后会设置行省，”朱铭说道，“一个府考出来的是秀才，秀才身份可以保留九年。一个省考出来的是举人，举人身份同样可以保留九年。”

    魏泰惊讶道：“新朝的秀才，岂非比大宋的举人还难考？”

    “那倒不至于。”朱铭微笑点头。

    大宋的举人，是一个州或者一个府考出来的。

    宋代不论州府，都比明清的府规模偏小。与此同时，宋代州府的举人名额，也比明清的秀才更少。

    因此，两宋时期的举人，考取难度高于明清秀才，又远远低于明清举人。

    “为何如此改革？”魏泰问道。

    朱铭说道：“大宋动辄上万举人进京，靡费钱财，耽误时间，对朝廷和士子都没好处。改革之后，举人名额大减，每次顶多四五千人进京赶考。”

    “也对，”魏泰点头说，“举人能保留九年身份，虽然额度变少了，却也让考上的士子，连续三届不用再重考。”

    朱铭又说：“老先生若愿去襄阳府学做一年教谕，熟悉新的考试内容之后，就能前往汉中主持议礼厅。”

    “议礼厅？”魏泰动了心思。

    朱铭说道：“就是礼部，三年后负责组织考试。”

    这是直接做礼部尚书啊，魏泰再怎么视功名如粪土，也被如此职位搞得呼吸急促。

    这老头儿连忙平复情绪，却依旧心神激荡，起身作揖道：“明公如此赏识，老朽敢不从命？”

    朱国祥让朱铭来请人，是把礼部也扔给儿子。

    （上一章没说清楚，已改。粮食运到燕京，是由燕山知府处理的，还会拿一些来救济百姓。但郭药师通过强硬手段，直接把粮食扣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