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成都城，形似乌龟，又叫龟城。

    唐宋时期的成都城，因为把龟城包罗在内，又叫罗城。

    据不准确考证，北宋城市人口数量，开封第一，洛阳第二，成都第三。

    距离城墙还有好几里，朱铭就看到大片房屋，城外也已经形成街市。由于缺乏规划，稍微显得杂乱，进城之后就规整了。

    成都的城市中轴线主干道，街面宽达八米，全部铺了地砖。

    地砖是凸起的，中间高，两边低，便于排水。下水道虽然不如东京，但也深一米多。

    城墙周长12公里，底厚8米，高度8米，城内面积7.3平方公里。

    朱铭仰望八米高的城墙，不由撇了撇嘴，这玩意儿得智取啊。

    从城市中心穿过，很快又发现城墙，原来成都还有一座内城。即便外城被攻破，内城还能继续防守。

    魏应时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不由惊叹道：“吾所见城市，只有东京比成都繁华。”

    张镗说道：“不愧天府之国，但洛阳还是比成都繁华一些。”

    宋代的商税很有意思，它有一个额度，而且是浮动额度。

    随便以一个县举例，计算该县前五年（初为三年）的实收商税，每年同比增加的商税取中数，每年同比下降的商税取高数，通过计算来确定今年的商税新额。

    这种新额，又是今后数年的祖额，形成一个商税标准，从而判定官员的政绩。

    所以宋代的商税很稳，且稳中有升，不像明代那样越收越少。

    朱铭在金州的时候，农业税虽然收得不达标，商税却是超额贡献。私栏被取缔之后来往商船明显增加，官府收到的商税也大大增涨。

    若以商税考评政绩，朱铭能判个优异。

    《宋会要辑稿》在熙宁十年，完整统计过全国商税额度。

    若只论单个城市商税，东京40万贯排第一，杭州8.2万贯排第二，楚州（淮安）6.78万贯排第三，成都6.75万贯排第四。

    若论州府商税，即把县城、市镇也算进去，开封府排第一，杭州府第二（18.6万贯），成都府排第三（17.1万贯）。

    商税大体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淮安单个城市商税奇高，那是被盐运给推上去的。把县城市镇也统计在内，还是杭州府和成都府更能打。

    方腊搅乱杭州府，若再有人占了成都府……可不止是商税问题，还有田赋和其他苛捐杂税。

    ……

    亲随们有些带着家眷，朱铭让他们在成都玩几天。

    趁着机会，朱铭亲自骑马出城，去探知本地的乡间民情。

    很快他就发现，成都附近的土地兼并极为严重，同时似乎又不怎么严重。

    说严重，是土地多被一些大姓占有。

    占地最多的，除了王、范、宇文三家，还有杨、李、郭、张、赵、刘、房、杜、勾龙、周、宋等等家族。

    说不严重，是这些家族不断分家，土地也不断分出去。

    这些家族的历史太悠久了，以至于产生大量的小地主和自耕农。碍于同族同姓，主宗非但不能强占，还得给他们提供帮助。

    两相结合主户比例居然很高。

    成都再繁华，目前也跟朱铭无关，在此逗留十天便继续前行。

    一路坐船而下，经彭山至眉州，再向西去雅州（雅安），最后翻山越岭来到汉源县。

    此时已是冬末，天气寒冷，但没下雪。

    汉源此名由来，是因为贯通全县的流沙河，古代的时候一直叫汉水。

    朱铭亲自抵达汉源，才发现与张根所言不同。

    汉民住在大渡河以北区域，北接雅州，东接嘉州，西边和南边才是蛮夷地区，并没有被生番团团包围。

    “这县城也太小了！”白胜吐槽。

    朱铭笑道：“应该叫州城。”

    确实很小，但城墙很高，而且近年来修缮过。

    朱铭进城的时候，搜检也极为严格，反复查看他出示的官方文书。

    “县尊请进城！”守门士卒恭敬说道。

    口音特别古怪，比成都府那边更怪，朱铭连蒙带猜才能听懂。

    城中颇为残破，居民也很少。

    朱铭先去县衙办交接，然后发现县衙后宅很小。诸多亲随及家眷，只能在城里租房子住，好在房子不缺还价钱便宜。

    这里没有主簿，只有一个县尉。

    县尉名叫常启宗，本地人，胥吏出身，没有进士功名。

    押司叫李朝，带着一众吏员过来参见。

    朱铭也没多说什么，他赶路累得够呛，只想打扫干净后宅休息。

    张锦屏指挥陪嫁仆从，先把卧室搞定，亲自铺床叠被，对朱铭说：“相公睡一阵吧，待吃饭时再起来。”

    “我没那么娇贵，你也坐。”朱铭拍拍床榻。

    张锦屏道：“妾身还要去外面盯着。”

    朱铭也不再坚持，脱掉外套便躺下，迷迷糊糊间被叫醒吃饭。

    翌日，朱铭开始熟悉县务，县尉常启宗和押司李朝在旁讲解。

    常启宗说道：“每年赋税都是不够的，还须成都府路转运司，送些钱粮过来补足花销。”

    这个可以理解，鸟不拉屎的穷地方，人口也没几个却要供养州县两级官吏。

    财政不可能上交，全部截留都不够，必须找上级伸手要钱。

    “可有本州的堪舆图？”朱铭问道。

    常启宗把地图拿来，介绍道：“县城以南数里，有一个汉源镇。汉源镇以北，皆为汉人；汉源镇以南至大渡河，皆为熟夷。”

    “大渡河以南，皆为生夷。有两林蛮……”

    以后世的行政区划来阐述，两林蛮在喜德县，邛部川蛮在越西县，风琶蛮在德昌县，保寨蛮在冕宁县，虚恨蛮在峨边县，这些是大渡河以南的主要蛮部。

    汉源县境内的西边，还有五部落蛮、西箐羌。

    更远还有浮浪蛮、白蛮、乌蒙蛮、阿宗蛮等等。

    朱铭对着地图看得头晕问道：“哪些蛮部实力最强？”

    常启宗说：“邛部川蛮最强，大渡河南边的诸蛮，若想跟汉人做生意，都须经过邛部川蛮的地盘。邛部川蛮往往阻隔道路，趁机抽取商税，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大路蛮’。”

    “邛部川蛮是否顺服听话？”朱铭问道。

    常启宗说：“他们靠汉人做买卖，在诸蛮当中最是听话，且经常向朝廷纳表进贡。”

    朱铭又问：“除了此部，哪部最为难缠？”

    常启宗说：“西边的五部落蛮，唐时叫三王蛮，如今又多了两部。五部蛮夷，分别姓刘、杨、郝、赵、王。”

    “汉人后裔？”朱铭疑惑道。

    “不知，”常启宗摇头，“这五部蛮夷，能听懂汉话。他们的头领并不世袭，而是从长老当中推举。用石头制作碉堡，粮食和兵甲都藏在碉堡中，经常拿着象牙、犀角、玉石到县城互市。所乘皆劣马，矮小孱弱。但这五部蛮夷极为狡猾，偶尔会劫掠汉民。”

    五部落蛮属于熟夷，能说汉话，但恰恰是他们，乃黎州的心腹大患。

    这些家伙在唐朝的时候，长期勾结南诏国，专门打听汉地消息，因此被蔑称为“两面羌”。他们曾引导生夷攻打前蜀，前蜀王建直接把各部首领砍了，而且不准他们再立世袭首领，从此才变得听话起来。

    历史上，南宋黎州最大的一次叛乱，就是五部落蛮攻打汉源城。

    常启宗和李朝不断讲解情况，但他们有些东西也不知道。

    比如大渡河以南的蛮夷，既隶属于黎州，奉大宋为宗主。同时又听命于大理国，受到大理国的册封。

    由于大理国太过强势，这些蛮夷心向大宋，希望借助大宋的力量，抵抗大理国的不断扩张。

    而且，大宋不会主动向蛮夷索要钱财，大理国却一直逼着蛮夷无偿上贡。

    大渡河以南的蛮夷，属于大宋的天然屏障，只要他们还撑得住，大理国就无法直接进攻宋国。

    朱铭又问：“本县有厢军多少？不是说差役，要能打仗那种。”

    常启宗说道：“马军满额五十，步军满额三百，归黎州军事推官统辖。”

    黎州的级别太低，连个团练副使都没有，只安排了一个军事推官。

    朱铭再问：“别说满额，实际有多少？”

    常启宗道：“宇文太守到任半年，马步军就全部满编。”

    朱铭稍显诧异，他实在没想到，知州宇文常居然是能臣，半年时间直接把军队拉满。

    历史上，宇文常的下一个官职，是提举成都府路茶马司。他发现茶马司连年亏损，还敲诈勒索前来卖马的蛮夷，导致蛮夷怨声载道。但茶马司买到的马匹，却只有定额的一两成。

    钱去哪儿了？

    宇文常一番整顿，成都府路茶马司很快就超额买马，而且还能赚钱，且让蛮夷心服口服。

    “今日便说这些，我要去拜见宇文太守。”朱铭起身说道。

    两人属于难兄难弟。

    宇文常身为知州，却只能管一个县。

    朱铭身为知县，却有个只管一县的上司。

    他们的职责无限重合，直接取消一套班子都可以。

    州衙就在县衙隔壁不远，同样建得十分寒酸。

    朱铭道明来意，被衙前吏引向黄堂。沿途所过，使院幕职官都在摸鱼，甚至有人大白天睡觉。

    难兄难弟还真多，能发配到这里当官的，百分之百属于仕途失意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