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几十名坐在凉席上的地方官吏面前，都摆着一张矮书案。书案上，放了纸和笔。

    李中易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民生题目，当众让人抄录后，分发给官员们去做题。

    题目其实也并不复杂，都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

    本地的粮食价格最高多少钱一升？最低多少钱一升？白萝卜多少钱一斤？租赁一间房子多少钱？

    另外，还有几道政务题。修一里官道，大约需要多少工奴，多少粮食？

    本地的警政寺，可有扰民之举？

    题目比较多，且很杂。但是，只要是熟悉本地的情况，答题其实很简单。

    李中易是起于草莽的皇帝，深知官场的情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每出一个惠民的善政，在各地官僚们的合谋之下，最终都成了坑民之政。

    所以，李中易每到一地，都喜欢出民生和政务题，考一考本地的官员们。

    如今的地方官府，其实已经变成了几权分立的格局。

    巡检司掌握兵权，大理分寺掌握审判大权，警政寺捏着警权。

    客观的说，知府知州和知县的工作压力和强度，也大大的减轻了。而且，分权之后，知府（县）们做恶的能力，直线下降。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司法不再地方化，知府无法利用手里掌握的权势，干预大理分寺衙门的审判事务。

    李中易心里很清楚，司法地方化，百弊丛生，而无一利。

    地方官若想做恶，必先驱使警政寺的恶吏。

    如果警政寺抓错了人，大理分寺不可能袒护他们。因为，纠正错抓，是法官晋升时，极其重要的加分项。

    直属于朝廷大理寺的大理分寺，由于采取的是法官跨路轮换制度，就从制度上，确保了及时纠正错案的能力。

    没有制度保障的善政，都是空中楼阁。

    两个时辰后，时间到，郑州的官员们都交了卷。

    因为答卷有很多，李中易不可能马上看完，就摆了摆手，让官员们各自散去。

    李中易在郑州停留了三天，看完了答卷之后，就开始单独召见相应的官员。

    交谈之后，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官吏，李中易都会记在小白本上，以备将来之用。

    治国之道，受重治吏。官吏无能，或是贪婪无度，都会导致善政变成害民之恶政，不可不察。

    寒窗苦读十余年，千里之外做官，就为了替草民服务？

    由于，有海外殖民的丰厚利益，李中易奉行的是高薪养廉，外加就近监督的策略。

    全国的知府，除了月俸均为两百贯钱之外，还另有三百贯的杂费。

    杂费指的是，养车夫的钱，养马的钱，改善伙食的钱。

    手握实权的官僚们，怎么可能受穷呢？

    既不让他们贪污腐败，又不给好处，他们岂能安分守己的不干坏事？

    李中易的策略是，把明暗利益，都搞成公开化。每月五百贯钱，还不够花，还要伸手去捞钱，那就别怪他李某人不念旧情了。

    实际上，把官僚们的利益固定化之后，算大帐的时候，朝廷其实是大赚特赚的。

    地方官僚们的贪污腐败，他们收十，才可能给朝廷一。而且，破坏的都是自耕农或是商户的利益。

    自耕农和商户，被纷纷搞破产之后，朝廷的税源，就会持续性的减少。

    土地兼并，商业萧条，让朝廷的财源日益枯竭。一旦遇上外敌入侵，就必须加税养官，加饷养兵。

    自耕农和商户的负担越重，流民就越多，朝廷的财源也就越发的捉襟见肘，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李中易最大的国策，其实是：充分维护自耕农的利益，确保朝廷的财源充裕。

    此次郑州之行，李中易总共单独召见了七名官吏，并把他们的名字都记在了小白本上。

    和以往的王朝十分轻视吏员不同，李中易批准的新学进士，都是从吏员开始做起。

    宰辅必发于州县，州县必始于吏员。

    不从基层吏员开始做起，怎么知道底层百姓的情弊？

    通俗的说，李中易要干的事，其实是从世袭的州县胥吏手中，一步步的拿回吏权。

    帅船重新启航后，转入黄河，顺流直下，速度就快得多了。

    李中易每到一个大州大县，或是大府，都会有意识的停留一两天。

    把在郑州做过的事情，换了题目，各做一遍。

    天下大事，治官治吏，为第一要务，没有之一。

    三个月后，李中易的帅船，才抵达了黄河入海口的滨州。

    海运的好处，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

    从开封运兵运物资到幽州，走海路比走陆路的优势，大得实在是太多了。

    走海路，不仅速度快，运量大，成本低。而且，战士们也不疲惫，下船就可以参加战斗。

    滨州，是黄河水师和近海水师共同的基地。滨州造船厂，是除了明州造船厂开封造船厂之外，第三大的造船厂。

    巧合的是，从古印度殖民的大船队，也回来了，正在陆续靠岸。

    李中易背着手，立于码头上，嘴角噙着笑意，默默的注视着一艘艘高大威猛的大海船，缓缓的靠岸。

    朝廷的资源，其实是有限的。海外的殖民，必须要激发民间资本和权贵资本。

    资本都是逐利的。海外的奴隶贸易，粮食贸易，丝绸贸易，茶叶贸易，瓷器贸易，让殖民者们赚得钵满盆满。

    更重要的是，只要自己靠本事占住的地盘，就永远都是自己的地盘了。

    这就意味着，殖民者的子孙们，也可以跟着享受到海外殖民的巨大红利。

    以前，是李中易用力的推着大家去殖民，现在则是大家哭着喊着要加入到殖民队伍之中。

    没有搭上头班车的权贵们，其实有一些，已经偷偷的开始造船，打算跟着正经的队伍，一起去发财。

    小造船厂的动静，怎么可能瞒得过李中易的眼睛呢？

    还要不要契约精神了？

    李中易现在不计较，是想等船造好了，蒙混过关出海的时候，再一网成擒，连人带货带船，一起没收了。

    华夏民族上千年的历史，除了秦汉两朝遵守军功授爵的契约精神之外，别的朝代都是朝令夕改，视朝廷承诺如同擦屁股的纸一般。

    李中易心里有数，如今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并无彻底法治化的基础。

    比如说，所谓的国会也好，议会也罢，即使李中易强行推了，等他一死，也肯定会回归人治的轨道。

    千年的皇朝历史，皇帝手里的权势，是越来越大的。相应的，相权其实是逐渐萎缩的。

    这个是人性决定的，哪个皇帝乐意被人约束了手里的权柄？

    和纯粹的议会制相比，李中易更倾向李家坡的那种模式。

    整个东亚地区，都有威权主义的雄厚基础。

    父死子继。但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普遍有法可依，皇族也约束自己的欲望，不贪太多非分之礼。

    李中易早早的就把钱庄垄断进了怀中，这里头的利益简直是大极了，足够他的皇帝儿子挥霍的。

    另外，钱庄的皇有化，才能够避免大肆的印钱，无节制的印钱。因为，这么干的后果是，极大的损害了后任皇帝们的利益。

    历史上，不管是宋朝的交子，还是明朝的宝钞，无一例外，都毁于官僚们肆无忌惮的印钱之中。

    现在，李中易巧妙的把钱庄和印钱的权力，纳入到皇帝的私库之中。

    官僚们只要建议滥发交子，让交子不值钱了，皇帝的私库就会大幅度的缩水，也就是在割皇帝的肉。

    割皇帝的肉，怎么可能持久呢？

    治国之道，若想一项政策长期执行下去，必须充分考虑人性。

    “哈哈，刘大官人，你这次出海，收获不小吧？”

    “哪里，哪里，生意不好做啊，不过是带回了三千多奴隶罢了，不值几个钱。倒是你，张大官人，江南的上好丝绸，被你收了不少，那才是聚宝盆呐。”

    “唉，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夸张，不过是混口饭吃罢了。”

    “混口饭吃？能混几十万贯的好处？”

    “唉，勉强糊口罢了，哪来的几十万贯？”

    李中易听见几个殖民商人之间的互相谦虚，不由微微一笑，财富不敢露白，商人们都被整怕了，担心太富裕了，被朝廷杀猪。

    实际上，李中易垄断钱庄的利润，赚的钱，海了去了。

    在小农社会，放高利贷是最丰厚的利润来源。在资本主义时代，大金融资本家们，才是帝国的主宰之一。

    李中易一出手，就把钱庄和印钱的权力给垄断了，等于是确保了皇族的巨大利润，可以一直收下去。

    只要是后代的皇帝们，不是司马衷那种蠢货，就都知道，不能杀鸡取卵。

    货币的信用，最怕的是无节制的乱印钱，导致不受控制的大幅度贬值。

    没办法，为了避免败家子的乱来，李中易被迫想得很深了。

    在林仁肇的陪同下，李中易在滨州造船厂里，一连待了五天。

    海上殖民，海上贸易，没有合适的战舰和货船，怎么能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