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刘贡南的话，杨夏什么也不便说了。以刘贡南的地位、职业的特殊性，都无法看到华夏的不足，何况其他的干部民众。

    不过，也没多少时间可说的了，因为刘贡南接下来就说了个事：“首长要见你。”

    一般而言，刘贡南嘴里说的首长，就是指的副主席。

    “哦。”杨夏没有反问首长为什么要见自己。

    杨夏是九点半下的飞机，十二点半进的红墙，在完成安检相关手续后，首长已经在他的办公室等着杨夏了。

    “首长好！”杨夏说不激动是假的，特别是在看了香城港的繁华，再联想到后世华夏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是这位老人以一己之力扭转过来的。

    “杨夏同志过来了，好，今天请你来，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上次，你说了几条，都太原则了；最近，我看你在香城港作家联合会和面对院院长时，都有震撼之语，想必，你对我们的事业，应该有着较深刻的见解，今天，我老头子作主，请来了几位同志，一起听听你的高见。”

    首长一说完，从大门口就走进来几位八十年代的风云大佬，“首长好！”杨夏对这些人，只有尊敬没有意见。可以说，首长早期安排的人士，政治修养和个人能力都是最强的，只不过他们忽略了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以及过于理想主义的设想。

    “杨夏同志请坐，大家都是熟人嘛。”一号长老客气了一声。

    “什么高见啊。我只不过喜欢胡思乱想罢了。”杨夏一边坐一边谦虚了一句。

    “杨夏同志，你上次给首长讲到，改革的着力点应该在农村，把八亿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十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就迎刃而解。对此，我们分管农业工作的同志深以为然，但是，到底该怎样做，我们却比较茫然，你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想法。说出来我们借鉴借鉴？”一位分管农业工作的长老颇有些急切的问道。

    杨夏一听这话，就知道自己今天不拿出真金白银是不行了。

    不过，杨夏并不怯场，或许。他通过一年多的思考与接触。对于华夏大佬们的大致想法。不是摸清了脉搏。

    “这个，我想基层的同志应该找到一些好的办法了吧，太祖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的农业政策，有时候真得听听在田地里辛苦劳动和生产的农民的意见，只有对他们有利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只有他们能够理解、接受并为之而奋斗的政策才是好政策。有时，我们为了一个大目标，闭门造车地要求农民怎样怎样，虽然农民不至于反对，但他们并没有热情；虽然我们最终实现了某个目标，但所耗成本甚巨。我们不是讲为人民服务么，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作秀似地在地里挖几锄头。”

    杨夏这段语，其实很诛心，等于把所有人都给骂了。

    “作秀？”首长敏锐地抓到一个新词。

    “作秀是我发明的词，意思是演戏。”杨夏有些汗，看来，要尽量避免后世的一些不规范用语了。

    而众人听到这个解释，顿时脸色一红。

    “淮河省那边，出现了一种包产到户的做法，中/央准备推广。”分管农业的长老说道。

    “是不是一个叫小岗村的村庄？”

    “这你都知道？”

    “这个，我好像有阅读相关文件的权利吧。”杨夏知道自己又冒失了，好在关于小岗村的事情，真还行文到了相当一级。

    “杨夏同志，你觉得小岗村这个经验如何？”首长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心。

    如果回顾华夏的现代化之路，其破冰之旅真还起步于淮河省的这个小村庄，因为他们的做法，一下子解决了华夏吃饭的大问题，可以说，在这之后，华夏饿死人的情形就一年比一年少了，至少，因为生产不足无粮可吃的情况而饿死人的情形，从此绝迹了。

    但是，无可否认，小岗村的做法解决了华夏人的吃饭问题，却没有解决农村与农业的发展问题，后来，农村的各类社会事业，几乎完全一般散沙，集体事业趋近于零，只有进入二十一世纪很久之后，国家开始对农业反哺，种地有补助之后，农村才稍有起色，但是，稍有点能力的人，都进了城市，直到杨夏重生之前，农村依然由386199部队掌控着。

    “我个人认为，小岗村的经验值得推广。但是，我同样认为，华夏如此之大，一个小岗村的经验未必就能代表全国，华夏之大，各地条件并不相同；譬如沿海渔村，以打渔为主的地区，如何包产到户，总是值得研究的。

    小岗村的经验重在能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值得肯定的，在当前环境下，非常难能可贵；但小岗村的经验也有忽视集体经济的弱点，农村的集体经济，城市的集体经济，也是需要的；当然，集体经济本身，也有一个如何经营，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的问题。”

    杨夏这话，其实颇为务虚，主要解决的是思路问题，至于农村工作到底该如何做，这家伙本身也没什么经验。

    本来，在农村中还有一种承包方式，即以自然村为基础，或三五户为基础进行承包，可能效果也很不错，而这带有一定集体经济味道的承包方式，并没有得到推广。

    杨夏对此的看法并没有完，因此他还在继续：“农业生产每旷愈下，城市企业效益不好，说到底是权力下放问题，能否给农民真正的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权力，能否给企业相应的权力，这是经验是否有活力的关键。”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工厂因为有大量的青年待业在家，正好工厂又有一块堆放废弃材料的空地，因此，这家工厂想给这些待业青年找点活儿干，同时也可把空地利用起来，便向上级申请盖一个鸡舍，鸡舍产鸡产蛋，也可丰富人民群众的菜蓝子，可谓是一举三得的好事。但是，这个工厂在申请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很多上级部门似乎都可以管到这个事儿，最终，这家工厂经历了大约三年时间，派了三个人全程去跑各部门盖章，终于盖齐了124个公章，允许开建。只是，在这三年中，该厂有两名老工人，因为忍受不了儿子要娶媳妇的吵闹，而选择了自杀。”

    “这是哪个地方发生的事？”有个大佬义愤填膺地问道。

    “呵呵，哪个地方发生的事，可以说，在华夏，任何一个工厂想要建个鸡舍，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都会等几年时间，当然，如果是中/央/命/令的，则会一路绿灯。我讲的这个故事，是指基层企业包括个人，完全被捆得死死的，即便有创造性，有想法，可能实现么？这种一个脑袋决定十亿人的事，在战争年代有利于整合力量与资源，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就只能是一潭死水了。”

    杨夏所说，愈来愈诛心。

    而首长也是愈听脸色愈益难看。此时，虽然华夏开始走上发展之路，但高层的博弈并未最终决定胜负，即便拥护和支持首长的力量，其自身思想内，也还隐藏着很多阻碍发展的东西。如果不是首长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大智慧，华夏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麻烦。

    但杨夏却知道首长脸色难看不是针对自己，所以，这家伙又开始满嘴跑火车了：

    “我时常在思考太祖说的为人民服务，这话说得好啊，这确实应该作为我们的宗旨。但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不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干部是解决了的。问题的重点应该落在：怎样为人民服务！

    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我要人民怎样怎样，只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这算不算为人民服务，当然，对人民有要求也是正常的；但如果只有要求，与过去的封建帝王时代又有何区别呢？

    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讲的为人民服务，应该落脚在，人民需要什么，我就为人民做什么？人民合理的要求，我就去尽力满足。西方社会不是讲以人为本么，我想，我们完全可以讲讲以人民为本嘛。呵呵，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不对之处，还请首长们批评指正。”

    杨夏讲到这里，几乎每个首长的脸都黑了。

    杨夏讲这些，也是防患于未然。要不了多少年，老一代人的优良传统就将丢失殆尽，而新的道德规范以及为官理念又未及时建立，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直到五代，才开始着手惩治与规范，只是，很多问题已经伤到根本了，要想彻底根治，须费大力气，须花大本钱。

    “杨夏同志，你在香城港的两次讲话讲得很好，特别是关于西方国家的那些观点，对我们来说，有如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想来你对西方国家的看法，应该不止于那些原则上的几条吧？”

    见大家都黑着脸，首长急忙转移话题，以缓和气氛。(未完待续。。)